盘点2011：教育的失望和希望——杨东平

    教育的基本问题年年相似年年同；但是，2011仍有一些令人难忘的重大事态，刻画出强烈的年代特征。

    一是“虎妈狼爸”的教育。美国华裔教授蔡美儿的一本《虎妈战歌》，使得“中国虎妈”风靡世界。而后，又有鼓吹“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中国狼爸”登场。其背后则是一个“如狼似虎”的教育环境：炽烈的择校竞争、沉重的学业负担。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商业鼓噪下，众多儿童被逼入“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悲惨人生，甚至过早地累倒在“起跑线”上。这个社会亟待被解救的，不仅是被拐卖的儿童，而且是被应试教育所绑架的儿童！

    二是“色彩缤纷”的教育。各地频频爆出给差生戴“绿领巾”、给后进学生穿红校服、让学生按不同成绩使用不同颜色作业本等等给学生贴标签的行为；当然，也有佩戴“五道杠”的“官模官样”学生的标本。它们都被定义为“反教育”事件，显示了主流价值观的畸形和扭曲。我们已经进入全民教育、大众化、互联网的时代，然而，盛行的依然是名校崇拜、望子成龙、出人头地、培养尖子、面向少数人的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中，还要培养创新人才，岂非缘木求鱼。   

    三是令举国震惊的校车悲剧。连续不断的校车事件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它可能是一场持续性悲剧的开始。我在微博上写道：今后，我们将日复一日地像担心矿难那样担忧校车事故。它所呈现的，是农村地区持续十年的大规模撤点并校造成的“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的恶果。而且，不止于校车，还包括辍学率上升、大班额、寄宿制学校等众多问题。在社会现代化的名义下，学校被从农村“连根拔起”，农村教育的“空心化”、“城市化”和“被城市化”所造成的农村发展的整体性危机，正在浮出水面。因而，日前温总理直击积弊，态度鲜明地提出“农村教学点撤并要十分慎重，充分考虑学生上学方便和交通安全！”

    教育的各种问题都可归为根本性的体制和政府治理问题，人们热切期盼《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去行政化”改革早日到来。然而，南方科大改革的一波三折，助长着人们的失望和无力感。在批判、抱怨和等待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正在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件，启示我们去想象教育变革的真实图景。

    2011年教育领域最为积极和令人欣慰的事态，是免费午餐的推进。由爱心人士邓飞等发起的“免费午餐”行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一由民间发动的公益行动得到了政府积极的回应和跟进。10月，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覆盖680个县市、惠及2600万农村学生。免费午餐从民间行为变成政府行为，不仅彰显着公众参与和微博改变社会的真实力量；作为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通过公众参与改善政府治理的典型案例，也提示了一种自下而上、通过微改变促进社会变革的新模式。

    加拿大著名教育家迈克•富兰撰著的《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揭示世界各国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教育变革大多是失败的，轰轰烈烈之后往往无疾而终。因为教育变革是一个非线性的、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其结果本身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机制。他认为应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革，“使变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

    这一洞见非常深刻，也与我们的教育经验相吻合。在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自下而上的、局部的、零散的、个体的、非制度化、非主流模式的自主创新。例如影响遍及全国的山东杜郎口中学自发的学生主体课堂的教学改革、朱永新教授倡导的“新教育”实验，李英强的“立人乡村图书馆”、真爱梦想基金会的“梦想教室”等等。它强调每一个人的学习和参与，体现了去中心化的学习模式和“互联网精神”，不仅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生产的模式，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创新的模式。

    因此，在新的一年，也许我们应当超越“教育能改变吗”这样被动的提问，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探索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促进每一个力所能及的改变。我们奉行这样的信念：学在民间，教育因你而改变！